新農村建設的發展、制度、產業研究綜述

新農村產業發展制度本文從產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對近年來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指導理論和觀點進行綜合歸納，探討新農村建設的路徑。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公報中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地加以推進。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現代農業建設，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這標明我國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新農村建設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廣大農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是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二元經濟差距的發展要求。

2006年，全國各地進入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高潮，理論研究成果集中在：

一、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提出

1.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劉易斯模型假定發展中國家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的傳統的人口眾多的只能維持基本生存的農業部門;另一個是有較高勞動生產力的能夠接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現代工業部門。其認為，只有當城市吸收所有農村剩余勞動力后，農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才能提高，農業勞動者的收入才能拉高。

2.拉尼思-費景漢模型。該發展的模型認為只有在農業生產率提高，勞動力轉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長速度時，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拐點才會出現。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如何把隱蔽失業人口轉移到工業部門中去，必須在工業部門發展的同時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業生產率與工業生產率同步增長，農業生產率提高是保證工業部門擴張和勞動力順利轉移的條件，只有當農業生產率提高，勞動力轉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長速度，經濟發展才能順利從農業轉向工業。

3.托達羅模型。該模型假定一個現實或潛在的勞動力把他在一定時間內城市部門的預期收入同當時農村普通的平均收入相比較，如果前者高于后者，那么他就會遷移。提出應當盡量減少因發展戰略偏重城市而引起的城鄉就業機會的不平衡，創造城市的就業機會不足以解決城市失業問題;不應盲目擴大中、高等教育，導致學歷門檻。

二、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提出

1.新農村建設的制度保障研究。韓俊提出：土地收益應更多的讓農民來分享。新型的城鄉關系，一是要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財政體制，要使得農民能夠享受到同城市居民基本均衡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二是建立城鄉全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是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四是要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五是要按照農村的特點和農民的需求辦好農村金融;六是要建立城鄉一體化社會管理和戶籍管理的制度，根本的目的是保障公民遷徙和居住的自由，關鍵是要消除附加在戶口上的城鄉居民權利不平等的各項制度。張曉山提出必須建立農村公共財政體系。第一，調整分稅制結構，財政向地方讓利，保證縣及縣以下機構有一定的稅源。要著眼于促進縣域經濟的發展，開發當地的資源優勢，培養稅源，逐步增加縣及縣以下機構的財政收入，形成縣域經濟的良性循環。第二，增大體制性、制度性的轉移支付，將事權與財權一起下放，使轉移支付做到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第三，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遏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財，隨意支配農民土地資源的權力。張強認為城鄉之間的建設資源，要素的雙向流動存在制度性障礙，城市資源進入農村受到不合理因素的制約。制約的核心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參與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問題。調動農民積極性，重點是解決集體建設用地，社區合作組織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制度創新，核心是解決集體建設用地參與城市建設問題。

2.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熊清華認為，目前我國農村的基礎設施存在著如下問題：首先是農村基礎設施薄弱，難以從根本上改變靠天吃飯的困境;其次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長期滯后，從而制約著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三是農村社會事業硬件設施嚴重不足，困擾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另外，我國農村新階段還存在著公共事業落后和公共服務缺失等不利于新農村建設的因素。因此，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和建立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是新農村建設的必由之路。王再文認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嚴重不足，已成為制約區域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進而提出通過非市場供給和市場供給相結合的方式，堅持“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來推動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允許多種資本進入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市場，在必要時還應積極鼓勵外資參與經營。楚永生認為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存在不足與過剩并存現象，不足主要體現在農業基礎設施供給的不足和農業科技供給的匱乏以及農村義務教育供給的不足。同時，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過剩主要包括：與政府政績、利益掛鉤的非生產性公共物品供給的過剩;臃腫的地方政府機構本身就是一種過剩的公共物品;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結構不能反映農民需求的次序。鄭新立、張曉山提出建設新農村的關鍵是遏制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現在城鄉差距主要體現在城鄉居民在享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差距。要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使農民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方面和城市一樣，基礎設施的投資重點應轉向農村。農業現代化與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必須同步推進;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為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創造體制條件;把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大力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培養新型農民。姜長云認為，統籌城鄉發展，需要協調處理好城鄉之間公共物品供給制度創新的關系。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體制中，更多地強化政府特別是中央和省級政府的責任，在城市公共物品供給體制中，改變發展型乃至享受型公共物品供給主要由政府“買單”的制度，較多地引入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

三、從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出發提出

1.市場資源配置問題。夏耕認為應當研究價格信號如何更好地在農產品市場中傳遞從而更好配置農業生產資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型過程，實質上就是要素的積累和流動過程。實現城鄉二元結構成功轉型，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實現要素市場化，保證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在城鄉、產業、地區之間自由流動。要素市場的建立是二元結構轉型不可忽視的制度前提。溫鐵軍則從市場失靈出發研究政府對于農產品市場的調控，突出政府的作用引導農業生產資源。通過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成立和發展農村合作社，形成相對規模的農村合作組織，發展農產品產業。

2.城市化建設。謝揚認為：“城鎮化發展道路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式可以有這樣那樣的選擇，但是唯一不能動搖的是中國城鎮化戰略的決心，因為過去對城鎮化政策的搖擺曾經給我們的發展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新農村建設歷史上有過這樣那樣的經驗教訓，但應該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國家城鎮化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補充。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不可能奢望重新將農民留在農村來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最終‘只有減少農民，才能富裕農民’。”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繼續實施和完善推進城市化的戰略，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實現城鄉統籌，實現人口、勞動力在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上的轉移和調整，實現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改革。唯有如此，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才可能積累起發展資金，國家向貧困地區轉移支付才有財力支持。鄭海航、謝揚提出實施和完善推進城市化的戰略，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實現城鄉統籌，實現人口、勞動力在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上的轉移和調整，實現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改革。

3.農村發展問題。韓俊指出重點抓好“富農”問題，把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作為中心環節，通過分稅制改革，財政向地方讓利;增大體制性、制度性的轉移支付;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來保障農村的資金投入，擴大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林毅夫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既是當前經濟形勢下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手段，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內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以現有自然村的公共基礎建設為切入點，資金以公共財政投入為主，由農民參與決定、設計和監工實施，新農村建設完成時間以2020年為宜。張曉山提出生產發展，收入增長，是新農村建設的根本要求。要扶持農業專業戶促進農業發展，需要統一現代技術支持，統一全面，及時的現代市場支持;統一的市場銷售渠道支持;統一的質量標準支持;統一的品牌支持。五個統一支持要由市場中介組織提供。

4.農村經濟結構優化問題。柯炳生側重于農村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改變農村三次產業的比例關系從而優化產業結構，即發展民營企業和農村服務業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林毅夫認為新農村建設與中國整體經濟發展周期聯系在一起，事實上是將新農村建設作為解決當前中國經濟緊縮的權宜之計，側重在其投資拉動的方面。尤其發展符合我國資源稟賦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產業，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利于發揮其人力資本的優勢，擴大就業，減少農村勞動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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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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