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文件一公布，就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熱議。 文件指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這種變化，主要的考量是為了緩解城市中的交通壓力，增加道路路網密度，促進城市內交通動線的“微循環”，疏導目前主要由主干道、中干道承擔的車流。 但是，關于“街區制”、“拆墻”，民眾有諸多疑慮。比如，已建成的小區圍墻要拆嗎，誰來拆，怎么拆;開放小區的安全問題如何解決;拆除圍墻、建開放小區是否與物權法相悖，業主們的私權誰來維護…… 針對政府推行的這一政策，一名城市規劃師徐偉發表了自己的見解。文章轉自澎湃新聞，全文如下。

三年前之今日，筆者正在對揚州古運河邊上某個片區的“社區開放化”做著針對性的設計研究，并已逐步付諸實施;五年前之今日，筆者參與的“上海市城市規劃技術準則專題研究”中，對于“空間管制”和“開放街區”也正做著相應的分析，因此，針對當下這個點，我有必要站在一名城市設計師的角度，探討下其所言所指。

街區式住區——創新還是回歸?

解放后，中國居住社區的發展一直與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變革有著緊密的關系。這個過程中經歷了開放化的50-60年代蘇聯式“大居住小區模式”、半開放化的70-90年代“工業+居住區”混合模式以及自90年代以來，以及伴隨著住房市場化改革所產生的封閉小區模式等三個階段。

最初的社區，顯然是具有開放屬性的活力社區，在沈陽、武漢、洛陽等一五期間的“重鎮”，我們依然能覓其蹤影;而現在所指的 “封閉社區”，是特指從90年代商品房改革和城市土地出讓制度改革以后，單宗土地出讓所確定的小區單元。此類小區是目前城市居住空間布局的基本單位之一，其特點是：限制進入、公共空間私有化、通常以墻或柵欄為界、以遙控門或有人看守的大門防止外人進入。據粗略統計，新建小區中被封閉起來的獨立小區所占比例已經達到80%以上。

因此，我們可以認識到，社區模式的變化本質上是由于土地改革、人口膨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管理主體變化所帶來的。封閉社區的建設在消化激增人口，改善居民生活居住條件的同時，也逐漸導致了以下四大“城市病癥”

1)城市交通阻塞：封閉小區用地規模較大，且禁止車輛穿越，破壞了城市應有的路網結構，減少城市道路系統中的“支路”，使干道交通壓力過大，易引發交通阻塞。

2)社區氛圍缺失：社區封閉不僅降低了社區參與度和社區凝聚力，而且還減少了城市公共空間的數量和不同社會群體間的交往機會，傳統的鄰里關系喪失。

3)公共屬性降低：社區封閉管理，導致公共設施分級配置不均，公共服務設施不足。

4)街道活力喪失：封閉社區圍墻邊界減弱了街道行走的樂趣，減少了商業活力。街道突出了“隔離”而忽略了“共享”屬性。

隨著我國房地產業的逐步成熟，21世紀初，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城郊結合部相繼出現了一次性宗地面積達到500畝(約33.3公頃)以上的大規模、甚至超大規模的住區開發項目，原有的單一路網的封閉社區模式已不能適應整體開發、社區營造以及分期實施等多方面問題，“開放式、小社區”的實踐重新回歸到大眾視野。

可見，在這個歷史轉折時期，《意見》的出臺并非是一次暴風驟雨式的創新，而更像是基于現今社會經濟環境下，破除上述“城市病癥”的一次理性回歸，一個50年的“輪回”，希望未來的城市建設在社區層面更多的是凸顯其“公共屬性”而非“商品屬性”。

兩點關注—街區式住區的背后內涵

其實，相對《意見》的細節本身，筆者更關注于“街區式社區”出臺背后所體現的社會價值觀念的演進，任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人的因素為之根本，從封閉社區到開放社區，物理屬性的變化無外乎小區更小、街道更怡人，步行人群更多，但化學屬性的“提升”才是社會發展的基石。

1場所精神的回歸

多個封閉小區所組成的現代城市本質上是支離破碎的，居住行為與城市生活之間并沒有太多的交集與必然性，空間并非場所，有氣息、有文化的空間才是。這次《意見》的“破墻”，背后是對城市自組織方式不利的一種批判，把“街道還給城市”，說的其實是把生活回歸社區，把場所還給居民，把活力交給街道，將城市建設的重心，從“空間生產”轉變為“內涵延展”，這才是場所精神的實質。

2公民意識的回歸

“公民意識”是指自我意識被集體性自我意識(collective self -consciousness)部分取代時的一種行為，中國社會發展到目前階段，社會組織單元的個體關聯其實相當薄弱，單元化的“封閉小區”消解了傳統家族、職業等基礎關聯要素所組織的社區環境，快節奏的都市生活將傳統“剛需”的鄰里交往訴求變成了“非剛需”，而沒有固化的環境作為支撐，現今的社交體系是十分薄弱的，隨時都會土崩瓦解，城市的居民的群體意識便逐漸被埋沒。

“街區式住區”的回歸，在打破物理層面那四面“圍墻”的同時，有一個重要傾向是凸顯居民的群體訴求，在祥和的氛圍中凸顯交往和交流的價值，將“小區單元”轉化為具有粘度的“居住群體”，鼓勵公民重新對公共空間、公共物件及群體關系產生關注，探索城市居民“公民意識”的有效回歸。

兩點警惕—街區式住區的落實困境

1物權與管理的博弈

美國的新都市主義社區長期以來是住區規劃學習與實踐的經典范式，作為“無圍墻社區”的典范，除了合理的空間規劃以外，他的發展背后更是基于穩定房稅所給予的安保支持、土地私有化以及社區自組織等多個要素。

街區式住區的落實在于兩點，第一是平衡物權——對開發商而言，要妥善處理好完整的開發土地產權與切割的公共通道的矛盾;對居民而言，要妥善處理好私有空間與公共空間產權與管理界限的矛盾;二是管理閉環——有完備永續的資金來源消解安全隱患，有多級完善的物管體系來維系日常，有行之有效的社區-居民自組織方法來溝通協作，而這些僅靠《意見》的落實，是遠遠不夠的，所謂“他山之石”，依然得經歷“本土化”的過程才能生根發芽。

在祥和的氛圍中凸顯交往和交流的價值，將“小區單元”轉化為具有粘度的“居住群體”，鼓勵公民重新對公共空間、公共物件及群體關系產生關注，探索城市居民“公民意識”的有效回歸。

2規劃與現狀的鴻溝

對于城市規劃工作者而言，其實大家都清楚，街區式住區的落實難點上并非社區規劃本身，而更多的需要上層面城市規劃的合理支撐。新的街區式住區規劃，其基礎要素——小路網、便捷停車和層級化服務都需要在上位規劃中加以落實，正所謂“有骨架方可填肉”;老的社區改造則更有難度，有內部通道的大社區改造開放尚且不易，更談不上純粹人車分流的“無車道社區”了。

而與街區式住區規劃設計相匹配的，還有宗地與土地出讓制度的改革、綜合交通管制與單向交通組織的普及、社區協作與制度建設等多個現實問題，涉及的部門繁多，工種瑣碎，實施之路任重道遠。

簡而言之，街區式住區的“鼓勵發展”，我們更希望理解為一種普世意義上的公眾意識覺醒，以及城市理性發展意識的回歸，思路固好，前途漫漫。最后想說的是，《綱要》雖然是自上而下之綱，但真正想要見成效，社區的事，還是自下而上，真正交給屬于它的居民吧，或許這才是一次真正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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