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有方向性的思路調整遠遠不夠，針對地方債務具體的監管，我們還應盡快引入數目字管理的公開考核機制。如果把地方政府負債率與政績考核掛鉤，如果政績考核與某些政府投資的政績工程脫鉤，顯然，地方政府就會進行理性選擇，是大肆借債還是有效控制債務。如果各級人大有效監督地方政府花錢的權力和借債的權力，相信會收到一定效果。

　　審計署日前發布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公告顯示，36個地區2012年年底債務余額共計3.85萬億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億元，增長了12.94%。專家認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靠舉債出政績、大肆借錢融資的做法較為普遍，這也直接導致了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增加，償債壓力和債務風險逐漸加大。有專家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績透支未來，大舉借債就像虱子多了不怕咬。(《人民日報海外版》6月12日)

　　地方政府為何舊債難還又添新債

　　雖然報告披露的內容并不很完整，如提到不同問題時涉及的省份和城市的組合不同，且沒有相關省市的具體數據，以致人們很難聯系其他相關數據，對一個地區的情況進行綜合判斷和分析。但是，就已經披露的這些內容而言，我們仍然可以從總體上做一些量化比較。如這些地區債務余額年均增長6.47%;其債務總量占當年全國GDP總量的7%，超過西北5省區經濟總量的總和……

　　適度舉債，對發展經濟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俗話說“穿衣吃飯量家當”，借多少錢，要看自己能還多少錢。過度借貸，資不抵債，后果是災難性的。這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金融業本是要借雞生蛋的，10個雞蛋應該變成12個、14個，越來越多。但由于一些借雞蛋的人沒有能力償還，導致雞蛋越來越少，終至難以為繼、危機爆發。

　　中國地方政府的過度借貸、債務增加，與西方金融領域的債務危機相比，相同的是，都會導致雞蛋越來越少;不同的是，借貸的主體不是個人而是地方政府。本來，在分稅體制下，地方政府可以動用的資金主要就是地方財政收入，加上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只要地區經濟穩步增長，財政收入穩步增加，維持地方社會正常運行且不斷發展改善的資金，就應該得到保證。而發展經濟，更重要的是從地方實際出發，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營方式，提高經濟效益。但是，在GDP的指揮棒下，一些投資項目，顯然超出了實際需要和可以承受的能力。

　　比如一些特大城市建設多個功能重復的標志性區域;很多城市建設了眾多大大小小的廣場，有的縣城廣場容納全部縣城人口都有富余。這些重復建設、超大規模項目，都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所以只能或借貸或賒賬。而其中的許多基礎性項目，本來就不屬營利性質，一些商業性項目又難以收回投資，以致一些地方政府借新債還舊債，甚至以賣地來還債。審計署的報告稱，4個省、17個省會城市承諾以土地出讓收入來償還的債務余額，占這些地區債務余額的54.64%，從而又對房價的居高不下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此，GDP、債務、賣地、房價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如果愈演愈烈，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將會日趨突出。

　　之所以形成這種惡性循環，很大程度在于一些地方領導只追求任內的速度，追求留下形象工程，而不顧拍屁股走人后留下的一大攤債務，不顧地區發展的可持續性。要改變這種狀況，除了改變唯GDP的做法之外，還要對借債、償債行為進行科學評價，并確定其與經濟增長、財政增長之間的合理關系，以此作為評價地方發展和考核干部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青年報 潘璠)

　　地方舉債“虱子多了不怕咬”?

　　一些地方政府連年舉債，債務數量極為龐大，卻還要繼續“舉債”，就像新聞報道中提到的那樣已經到了“虱子多了不怕咬”的地步。然而，巨額的債務之下一些地方政府真的不怕“咬”嗎?當然不是，所謂“不怕咬”只不過是對“問題”的拖延，有百害而無一利。那么該怎樣解決這一問題呢?

　　在筆者看來，首先應該讓地方政府知道“痛癢”。應該由中央有關機關牽頭組織一次全國性地方債務風險評估，對于各地債務總額予以進一步厘清，并結合地方經濟發展狀況、償債能力等進行一次科學精細的測算。如果一些地區所借貸債務額度處于可控水平則罷，經測算分析處于“危險”期或可能引發其他不良后果，就應該對這類超額度借貸風險發出警告。

　　其實，對于地方債務的風險評估，一些地方已走在了前列。2012年廣州市審計局，就根據當地人大賦予的職能對本地債務進行過相關審計，結果顯示，截至2011年年末廣州市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的總體債務率為69.49%，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的總體償債率為15.45%，均低于國際公認的100%債務率和20%的償債率的警戒線標準，風險總體可控。也只有讓負債的地方政府知道債務風險現狀，以及可能面臨的種種危機，才是遏止他們繼續“背債務虱子”的前提。

　　其二，對于事實上逐年增長的地方債務，中央有關部委應有所作為。可以設置一個風險底線，從借貸政策或經濟政策方面予以調控和制約;可以通過中央銀行，采取金融手段或金融政策，收縮地方債務額度，逐步縮減地方各級銀行給政府放貸的權限等。

　　其三，嚴格政府舉債程序，加強對融資平臺公司的監管，增加舉債難度。

　　當然，最根本的“捉虱子”的方式還是打消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績沖動。個別地方政府大舉舉債，部分用到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上，但并不排除有部分被挪用到了政府形象工程上。個別地方舉債興建豪華辦公大樓，動輒數千萬上億資金就是這樣的典型。個別地方政府“舉債度日”，不是為民生而是用于“三公消費”，用來透支高昂的“養人成本”(機構臃腫等)等。只有真正改變不當的政績考核方式，讓地方官員擺脫“形象工程思維”，讓政府借債更多地受到公眾、人大、審計等方方面面的監督，才能逐步“剝離”越來越多的債務“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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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中大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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