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專家認為,體制機制不合理,不利于收入分配合理化,甚至起著“逆向調節作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全面建立,保障水平比較低,特別是農村社會保障發展緩慢。由于配套制度不健全和執行上的偏差,財政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等再分配手段產生逆向調節效應。
2008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中,轉移性收入3928.2元,占2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人中,轉移性收入323.2元,占6.8%。農村居民獲得的轉移性收入僅相當于城鎮居民的8.2%。Z專家指出,在城鄉之間、國有單位與非國有單位之間,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們在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就業等方面執行不同的政策,享受不均等的公共服務,不僅拉大了當前的收入分配差距,還造成了起點不公平、機會不公平的問題,成為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起因。E地區.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8個縣市和Y市長陽土家族自治縣、五峰土家族自治縣兩個縣.一共10個縣市,是H省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聚居區,自然條件較差,受交通閉塞等多種因素的制約。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遠遠落后于其他地區,貧困面較大且貧困程度較深,農民人均純收入3826元,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8%。
X專家表示,國企收入差距大,直觀看是企業分配機制存在缺陷,即內部收入分配不合理、高管收入不透明,而根本原因在于國企的壟斷地位。通過壟斷獲取巨額利潤后,國企上交紅利比例卻不高。2010年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國企利潤上交5%,按不同行業分別提至10%和15%兩檔.但這當中上交部分并不進人國家財政,只上交國資委,國資委收到后二次分配返還給企業,“所以國企的可支配利潤非常高”。
4.正如亞當.斯密所描述的,集體行動所產生的種種好處并沒有落到窮人和普通大眾手中,往往是在攫取普通居民的情況下,使集體行動產生的好處為既得利益集團所占有。我國的改革應是一個不斷調節收入分配的過程,逐步走向社會公平。但改革這么多年來,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非但縮小.某種程度上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表示:“無論2012年多么復雜,我都希望是一個改革年。包括國有企業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改革都必須抓緊進行。”
一些一線職工正用“腳”丈量著改革進程。某鋼鐵集團名下的A集團總醫院(以下簡稱A醫院)數百名職工就為增加工資待遇問題,奔走了一年多。
“我一個月工資包括各種補貼總共就1500多元,這還得加上2011年剛增的300元,2011年年終獎才950元。”在A醫院工作了32年的全民所有制護理員H說,這么低的工資此前多年沒變。
18頁的聯名簽字反映,該院139名醫院職工表示現有的工資待遇低、分配制度不透明。A醫院的普通員工(包括護理員、后勤人員)大概有200~300人左右,他們的平均收人在1600~1700元/月,而醫院一個科室主任的月收入是11800元。同時,在工作時間未變的情況下,普通職工(包括護理員、后勤人員)的加班費新近被取消,月收入從2400元直降到1800元。為此,2011年6月下旬,A醫院幾百名職工奔波到北京等地,輾轉反映情況。2011年7月末到8月中旬.醫院七八百名員工陸續簽字要求脫離A系統,歸人市衛生系統,未果。最終,A醫院在2011年同意給每人都增加300元工資,2012年又同意給大部分人增加230元工資,但這些職工們稱,僅增加幾百元,并未使得工資差距過大情況扭轉。
跨出鋼鐵行業,收入差距在金融、電信、石油等行業同樣存在,甚至更大。“一般金融業最高,其次是電信、石油等。”M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1稱。而這也是由我國現今所處的發展階段所決定的,在工業化加快發展的階段,依托自然資源和資本優勢的重工業發展明顯快于輕工業,更快于第三產業,而政府和企業在重工業的收入分配中占有天然優勢。近幾年,我國經濟保持年均兩位數的增長,國家經濟實力和可支配總收入大幅度增加。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企業的盈利狀況相應有很大改善。通過對利潤的支配權,企業在收入分配中也占據了相對有利的位置。居民收入則主要受工資收入剛性的影響,增速低于國家、企業的收入增速,占比相應下降。可以說,國民收入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是經濟高增長時期的必然結果。而轉變此種經濟增長方式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導、企業積極性的發揮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前兩者是認識問題,是市場因素推動的結果;后者則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需要長期的努力。
5.截至2012年2月20日24時,在人民網和人民日報政治文化部聯合推出的“2012年你最關注的十大熱點問題調查”中,“社會保障”以198541票暫居榜首,“收入分配”居第二位,共有137347人參與此項調查。如下為部分網友心聲:
IP:218.27.135.★企業退休人員連漲7年退休金才是同等條件公務員的1/3,國家要充分認識不合理現狀,重新分配,讓群眾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蛋糕。
IP:61.158.248.★中國人即將進入領取養老金的高峰期,農村城市化改革進程加快。必須保證農民將來也能夠領取足夠的養老金,不該讓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中國人民大學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鄭功成坦言.我國養老保障體系是公職人員養老保險、職工養老保險、農民養老保險三軌并存,在此基礎上不斷縮小差距,最終一定可以形成全國統一的國民養老保險制度。
IP:124.232.149.★縮小企業退休人員與公職退休人員退休金的差距,傳統的10%的微調.所謂的“八連調”之類,肯定是縮小不了差距的。與不聲不響上調的同類的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退休待遇的差距,年年在拉大。希望國家重視并縮小這一差距。
IP:59.175.131.★企業退休職工和下崗職工確實非常困難。希望代表委員體察民情,請特別關心破產企業職工的困難,他們上養老下養小,還要繳納不斷上漲的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
再不能對下崗、買斷、失業老工人的生存艱難熟視無睹,不聞不問。怪不得許多人選擇移民.國外的社會救濟體系著實健全。
IP:122.227.222.★希望政府提高企業退休高工們的退休金,他們曾經為中國的科技進步作出過重大貢獻,他們的退休金現在與機關事業單位的差距過大,請不要讓后人遠離企業科技!
同時有許多網友“織圍脖”發表自己的看法.部分微博內容如下:
安東尼船長:神九輕松上天,用“××比登天還難”開展全民造句活動。我先造一個,大家繼續——“收入分配改革比登天還難”。
任志強:共同富裕是不可能靠幾代人實現的。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就不可能實現中產階級的擴大,不改革財政收入分配。就沒有民富。
國家于1995年便對企業養老制度進行社會保障改革,實行以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為內核的“統賬結合”模式。但1995年企業改革時,機關和事業單位未列入改革范圍,依舊由國家財政完全撥付。這就形成了在養老制度上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兩種截然不同的“雙軌”模式。在企業,退休金按照其交納的養老保險費以及當年的社會平均工資等因素計發;而機關和事業單位則依據其工齡和退休前一月的工資計發。有關專家認為。改革雙軌制首先要依仗于國家部委層面的共識和管理體制的變革。地方政府目前表態大多是依照國家的整體安排做力所能及的調整,差距的最終解決,必須取決于國家層面。
6.瑞典是一個“從搖籃到墓地”的福利國家。公民享受的福利包括子女補貼、教育補貼、住房補貼、充分就業、最低工資、男女同工同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而且水平相當高,如喪失工作能力或失去工作機會的人一般可以得到相當于其正常收入90%的支付。
德國的再分配機制包括社會救濟、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三個方面。社會救濟的對象是不能養活自己的人和其他需要援助的人。社會保險是再分配機制的主體,包括全國強制性疾病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最后一部分是福利分配,不需要特別的條件就可以享受。德國公共支出占GDP的50%,福利支出約占財政總支出的一半左右,比例最大。據估計,80%的德國家庭受到政府的某種補貼。
美國采用的所得稅稅率主要由聯邦稅與州稅兩部分組成,所得稅制度都是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其邊際稅率增加的累進所得稅。最窮的家庭不支付聯邦所得稅,中等收入家庭的稅收占應納稅收入的15%,富裕家庭的稅收占應納稅收入的28%~33%。
其收入保障計劃有三種主要類型:一是社會保險計劃,包括養老金、殘廢人補助、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補助與醫療保險,都是直接支付給低收人家庭;二是失業補助,即向失業者提供的收入,每個參加計劃的人按收入支付稅收,當他們失業時獲得收益;三是四種州政府管理的福利計劃類型,包括補充的保障收入計劃、對有撫養子女家庭的援助計劃、食品發送計劃、醫療援助。日本的再分配政策構筑了政府與受益群體之間的互惠關系,即政府為某些社會群體提供政策優惠,受益群體為政府提供政治支持。預算分配嚴重偏向效率低下的非貿易部門。如農業、流通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日本政府促進平等的主要途徑是影響第一次收入分配。其政策工具包括維持農產品高價,保護農民利益;對小企業實行一系列優惠財政金融政策:保護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不受來自國外的競爭;在邊遠地區開展大規模公共工程;扶持鋼鐵、汽車、電子等行業進行國際競爭等。就絕對水平而言,日本福利性再分配有限,但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日本是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國家之一。
作答要求
一、根據“給定資料1”,談談收入分配制度扭曲的具體表現。(20分)
要求:準確、全面、簡明;不超過100字。
二、“給定資料3、4”介紹了影響收入分配合理化的原因,請就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提出解決建議。(30分)
要求:
1.對原因概括準確、扼要,不超過200字;
2.所提建議具體簡明、有針對性、切實可行,不超過250字。
三、結合“給定資料”,聯系自己的經驗或感受,自擬題目,寫一篇文章。(50分)
要求:
1.自選角度,立意明確,有思想性;
2.參考“給定資料”,但不拘泥于“給定資料”;
3.語言流暢:
4.總字數800~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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