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的背景】

（1）河北省省會文明辦、石家莊市公安交管局決定出資10萬元，在2010年7月10日—7月21日期間，以宣傳倡導、志愿勸導、獎懲引導為著眼點，按照“不定時間、不定路口、不定對象”的原則，在全市范圍內集中開展遵守交通法規獎勵活動，對當天搜索開始后在各路口尋找到的“第一位不闖紅燈的行人”、“第一位不闖紅燈的非機動車騎乘人”進行現場獎勵，每人一次獎勵現金500元，以此激發和調動廣大市民守法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積極性、自覺性。

（2）2010年7月11日，有一位河北省的記者再次返回建設大街中山路口。在發錢重獎的次日，這個街口交通違章行為混亂不堪。

7月11日15時22分，紅燈狀態下，幾十名行人涌到斑馬線中間，被已經開始放行的機動車分割成幾排。稍有車輛慢下來，就會有行人見縫插針地補上去。機動車無法正常通行，喇叭聲響成一片。

7月11日15時35分22秒，路口的東南角，僅有一名女士站在斑馬線外等紅燈，她的前面有4排“人墻”被機動車分割。20秒后，她猶豫了一下，也加入了闖紅燈的人群中。

7月11日15時38分，一對年輕人堅持站在斑馬線外，不管前面多少人闖紅燈通過了路口，他們依然堅持著等紅燈。在30分鐘內，這個路口南側的東西向通道，堅守交通規則的行人不足50人。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執勤協管員說，和7月10日相比，路口的違章現象并沒有太大的改觀。

（3）這一政策引來眾多爭議。“這不是拿錢買文明嗎？”“這不是市民本該就遵守的嗎？獎勵不可能天天進行，獎勵停止又該如何提高城市文明？這不是拿錢買文明嗎？”市民梁女士說。

帶著市民的疑問，有記者采訪了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會文明辦主任薛建廷。“城市在大變樣，市民的素質也應該相應提高。我們現在就是通過這種形式，把倡導大家遵守交通規則的影響擴大出去。”薛建廷回應。

有市民提出，遵守交通規則本來就是市民應該做到的，現在對該做的事情做到了卻給予獎勵。這樣的文明又能走多遠？

針對上述質疑，薛建廷表示，他認為遵守交通規則的市民應該得到獎勵。“大家都認為這是市民該做的，可現實當中相當一部分市民做不到。這時候提倡大家做到，就得有內容，就得鼓勵。”

“我也沒有違章，怎么獎勵只有他們，沒有我？”還有市民認為這種隨機獎勵的方式有失公平。“把該做的事情做好就該獎”。“現在交通違章太嚴重，就算不在乎別人，總該愛惜自己的生命吧？搶幾秒鐘的紅綠燈，丟的可能就是性命。”市民王建義表示，“政府拿錢出來獎勵市民遵守交通規則，正說明我們城市的不文明行為已經非常嚴重。作為城市的一員，我們有義務把最基礎的文明做好。”

“該獎。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難道不該獎勵嗎？至少這會刺激大家想著去遵章守法。”市民張子涵認為。還有市民認為，執法部門改變過去慣用的處罰手段，會擴大文明宣傳的影響力。

薛建廷表示，此舉正是按市領導提出的提高市民文明出行素質要堅持教育、處罰、獎勵并重的要求，激發和調動廣大市民守法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的積極性、自覺性。薛建廷介紹，石家莊的活動借鑒參考了沈陽和唐山經驗。下一步石家莊甚至會推出針對機動車遵守交通規則的獎勵。

【核心觀點】

（1）作為一個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紅綠燈、斑馬線無處不在，按交通規則出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遵守交通規則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對理所應當的事情進行獎勵，就像對不殺人者進行獎勵一樣荒唐——這種獎勵很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即讓人們認為做不好份內的事是應該的，做好了份內的事反而是應該獎勵的。中宜教育戴斌老師相關部門出臺政策，初衷是好的。從管理手段上看，也是一種進步。但是，這種對“道德底線”的獎勵（獎勵市民做“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多少有些不妥，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對原有的公序良俗及法治秩序產生一定的破壞。

（2）遵紀守法是應該的，不需要任何獎勵，而違法亂紀則是不應該的，應該受到懲罰。過于功利性的刺激手段不可能持久，其所產生的正面效果也不可能持久，而其產生的負面效應卻可能遺害無窮。因為，這種刺激手段給社會公序良俗注入了過多“功利性的因素”，遵守規則者被當作了逐利之徒，不遵守規則者卻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錢花了不少，效果卻沒收到多少，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3）在引導公序良俗上,有關部門越來越重視經濟的力量,以為通過金錢的刺激,施以獎勵,就可以收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從實踐中來看,通過采用這一方法,短期內確實容易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而這種短期效果也常常被有關部門作為判斷該方法是否有效的證據。這就是這類政策出臺的背景。

（4）其實，重獎“不闖紅燈者”，這一套路已不是什么創新，古已有之。在春秋戰國時，秦國為求強大而行商鞅變法，也用過一次石家莊市近日街頭獎勵現金的招數。《史記·商鞅列傳》里記載：“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徙木與重金，買來了取信于民，買來了令行禁止，因而換來了秦國變法暢行，國家強盛。但是，重獎“不闖紅燈者”，這招能與商鞅等量齊觀么？戴斌老師認為，未必。因為時代背景是不一樣，群眾的思維也是不一樣。所以，這個舉措讓人擔憂，希望沒有“反效果”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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